能讓學生讀這樣的香港史嗎？

2004-08-09 , 明報世紀 , education‧話題爭議
楊穎宇香港大學歷史系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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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特區專家經過多年研究，決定要求中學生必修香港史，如此良法美意，本該肯定。可是，讀史容易寫史難，如何向中學生呈現貼近真實的香港歷史、如何引導年輕人了解確已發生的香港歷史，必然惹起爭議與討論。本文作者深入分析新編會考歷史科課本的香港史教學內容，發現問題甚多、錯誤不少。世紀版特予連載兩天，希望能夠引起有識之士的注意，在九月開學以前、在尚來得及之際，有以反思和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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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頒布最新會考歷史科課程，於2004年9 月實施。是次修訂，犖犖大者，包括刪去整個十九世紀，將研習重點放在二十世紀；引進「本地、國家、亞洲、世界」的相互關係概念；加入香港史並定為必修。筆者認為，上述最後一項最為矚目。

香港回歸已七年，實現了港人自治。年輕一代、香港未來的主人翁，亟有需要全面、系統、客觀認識香港的過去。雖然香港史多年前已納入本地高考歷史課程，但只屬選修，每年選答人數寥寥。現在，學生在會考階段便有機會研習香港史，這對於學生貫通古今，建立公民意識和身分認同等，均有積極的意義。

現在，教統局已經就送審的四套新編會考歷史科教科書完成了審批工作。筆者遂蒐齊了四套新書，詳細閱讀有關香港史部分。各書作者均嚴格按照新課程的指引撰寫。所有課本，圖文並茂，學生對具體的歷史事件，能有相當感受。當然，作者們各有專長，各書同一章節內容，多寡不一，亦屬自然。然而，筆者發現，或由於課程的規限，或由於參考書的不足，或由於教統局的指引設定了某種方向，各書作者在將課程寫成課本的過程中，都不約而同出現了某種傾向或問題，長遠而言會影響香港史的教學效果。筆者遂將感想撰成此文，望公眾指正。

否定歷史上的殖民地身分

首先，各書基本上否定了香港歷史上的殖民地身分。

閱讀期間，感到最耐人尋味者，莫過於各書對殖民地一詞的處理。眾所周知，香港自清政府割讓予英國始，至1997年6 月30日止，一直是英國的直轄殖民地 ( CrownColony )。現今政務司長一職，在1976年以前一直稱為Colonial Secretary。然而，四本教科書在處理這個史實時，手法卻十分曖昧。「香港在1997年以前是英國殖民地」這種簡單明快的陳述，在四本書中都找不到。反而
「香港一直被英國視為『直轄殖民地』」等婉轉寫法，卻散見各書。各書普遍做法，是將殖民地或直轄殖民地兩詞加引號。在歷史陳述中加引號，可以有兩種意義，一是予以特別重視，但各書均極少提及殖民地一詞，一提便加上引號，這似乎不具重視的意味；二是加以否定，如「文化大革命」、「汪偽」等。筆者一開始覺得這個可能性不大，香港 150多年的殖民地歷史，怎可以如此輕易否定？然而，當我讀到某書為所加引號作出的解釋「中國政府從未承認香港為『殖民地』。在1970年代，聯合國亦取消了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稱謂」，我便不得不承認，這些引號代表了一種史觀。

上引解釋，令我驚訝。現今教科書一般論點溫和，這種較激進的看法，令我感到事出不可能無因。我嘗試找出其根源，卒之在一份由課程發展議會於1998年制定、供各教科書出版社參考的《課本評審專責小組修訂課本的基本原則》中找到以下一段話：「在提到香港從前『殖民地』身分時，須注意中國從未承認香港為『殖民地』，而在七十年代聯合國亦取消了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稱謂。因此，如有必要在課文中引用該稱謂，可考慮加引號、註釋提供歷史的背景。」
香港重歸祖國懷抱，在新時期需要一套新的政治正確標準，本屬無可厚非。然而，政治正確的建立須輔以史實根據。上述官方文件中的看法，頗有斟酌的餘地。首先，從1842年《南京條約》簽約後至1997年回歸，中國歷經三個主要政權，即清政府、中華民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當中只有後者採取一貫政策，堅決收回香港主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之際，孫中山向各國承諾遵守前此簽署的一切中外約章，當中當然包括了後來被視為「不平等條約」一部分的香港三個條約。所以，至少在民國以前的一段長時間裏，中國政府不會也無權過問香港實行何種制度，因為《南京條約》已經清楚寫明，「今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再者，有清一代，殖民地一詞並未風行。當時港府的英文名稱雖為ColonialGovern-ment，但中文則是「總憲署」；Colonial Sec-retariat則譯為輔政司，後來變成布政司。清政府稱英國ColonialOffice (殖民地部 )為藩部。顯而易見，殖民地一詞並未廣泛使用。該詞後來在民國期間普遍使用，內地報章亦多用於描述香港。無他，香港當時的確是英國的殖民地。

此外，「在七十年代聯合國亦取消了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稱謂」這個說法不符史實。戰後非殖民地化運動的出現，促使聯合國在1960年通過「關於對殖民地及人民給以獨立之宣言」，承諾各殖民地最終走向獨立自主，各宗主國應予以協助，聯合國有權從旁監督。

一開始，香港和澳門便出現在這個宣言附列殖民地名單上，按此發展，香港和澳門最終會與其他殖民地一樣，有可能走上獨立之路。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極不願看到的。所以，它重返聯合國後第二年，其駐聯合國大使黃華便向聯合國非殖民地化特委會致送一份備忘錄，強調香港和澳門問題是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強加於中國造成的結果，解決該問題屬於中國主權範圍事務，聯大不應該將兩地列入上述宣言附列之殖民地名單內。黃華在備忘錄中強調，聯合國無權討論香港和澳門問題---這一句才是備忘錄的核心所在。無論之前歷史如何，中國要改變香港和澳門的前途，第一步便要阻止國際干預兩地事務；將兩地從殖民地名單上除名，為日後收回主權鋪路。從主權角度出發，中國的要求合情合理，聯合國只能順應其要求。但需要強調的，是聯合國只能將香港和澳門從宣言附列殖民地名單中除名，而不能取消其殖民地稱謂。無論中國或聯合國，都無權改變香港當時是英國屬土的現實。事實上，1972年11月聯大批准非殖民地化特委會有關除名的報告，同月英國外相何謨訪問中國後抵港，稱香港地位將不變。將這兩事連在一起看，香港問題既是中國主權問題，又是中英兩國外交問題。香港從1972年至1997年回歸前，是一個在聯合國殖民地名單上除了名的殖民地。若香港不是殖民地，割讓、除名、中英談判、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等人所熟知的事件，便無從談起。

香港是英屬直轄殖民地，這類殖民地由總督責成一切權力。教科書將其說成專權，無可厚非。然而，為了塑造總督這個形象，各書的論述時有混亂，甚至矛盾。其中一本將行政立法兩局說成「純粹是諮詢機構」；另一本將行政局說成「是港督在決策時最重要的諮詢機構」，同時將立法局說成「作為協助港督制定法律的最高諮詢機關」，讓人摸不頭腦。

另一個與殖民地身分有關的問題是「港英政府」一詞的使用。戰前，報紙一直使用「香港英國政府」或「英國香港政府」等詞。戰後，左派否定香港政府的合法性，開始大量使用「港英政府」或「港英」等詞，作為貶義詞指代港府。到了現在，內地有關香港的著述仍時有使用該詞。可是，「港英」明顯不是一個正規歷史名詞，其性質類似中蘇交惡期間將蘇聯稱為「蘇修」 (蘇聯修正主義 )。這類情感用語，是政治鬥爭衍生出來的結果，在教科書中不宜使用。

從歧視華人到歧視西人

第二，由歷史上的歧視華人到歷史陳述中的歧視西人。

四套教科書，均視華人在政府架構中的角色演變為殖民地歷史進化的重要標誌：伍廷芳於1880年委入立法局，1926年周壽臣委入行政局，戰後開始有華人政務官，九十年代政務官基本上實現本地化，等等。華人由從前的被統治者變成1997年後的統治者，在歷史陳述上自有需要追溯自身的政治社會發展軌，以便確立其主人翁身分。作為一種後殖民論述，上述鋪陳有其現實需要。然而，在以華人為論述主體的同時，卻時有忽略甚至扭曲殖民地歷史中有關外人的某些側面。首先，將香港的統治精英一概說成是「英人」，忽略了進入行政、立法兩局的外人中一部分屬其他族裔人士。著名者如阿美尼亞裔的遮打、猶太裔的沙宣及庇理羅士，均晉身立法局。這說明當時華人雖受歧視，但另一方面香港政治卻具有相當國際化的程度。 其次，視一切英人/西人為政商界精英。然而，在港西人也有貧民，十九世紀末灣仔是歐人的貧民區，香港證券交易所創辦人之一、慈善家NoelCroucher，年輕時便是香港貧苦西人之一。再次，由上一點再作引述，將香港西人視為純粹腐化的一群。其中一本教科書在沒有提供任何資料的前提下，在課後習作問道：「你認為香港是英國人的『天堂』嗎？除了生活享受外，他們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有否為香港作出貢獻？」在學術上，這問題的謬誤明顯，不值一駁；然而，在基礎歷史教學上，這問題對學生就香港殖民地歷史所產生的偏見，則不可視作等閒。新課程雖提倡「探究式學習」，但不代表可以作無的放矢的設問。(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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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香港史教學！評新編會考歷史科課本香港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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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本文深入分析四套新編會考歷史科課本的香港史部分，指出存在的某種傾向、發現的問題和錯誤，昨日已刊前半部分，今日續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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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專家經過多年研究，決定要求中學生必修香港史，如此良法美意，本該肯定。可是，讀史容易寫史難，如何向中學生呈現貼近真實的香港歷史、如何引導年輕人了解確已發生的香港歷史，必然惹起爭議與討論。

九月開學已在眼前，希望這篇文章能夠引起有識之士關注，在尚來得及之際，反思，並且補救，方為尊重歷史之舉措。

各課本一般認為，華人在殖民地上尤其是戰前遭受歧視，訴說華人「在議會上很少擁有席位或發言權」，卻又稱「一般人對政治沒有熱切的訴求」。課程雖以華人角色轉變為其中一條主線，但具體課文就有關戰前華人形象的討論，卻矛盾重重。筆者認為，歸根究柢，是沒有充分說明香港華人長期以來的移民、華僑身分。

戰前的香港，除新界鄉村等原居民外，所有華人基本上都是外來移民。當時不存在「香港人」這個概念，在港華人一般稱為「華僑」，意思是他們就算長居香港，也只當自己寄居他鄉。香港和澳門華人長期以來被國內稱為港澳僑胞，所以才會有《華僑日報》、「僑校」、「華僑社團」等名稱出現。既然居於異地，他們自然與殖民政府衷誠合作，不會要求在行政局旁聽、不會要求將中文合法化、不會視殖民地各種偏幫西人的政策為異端。當然，具體的政治情仍然相當複雜，但基本情便如上述。華人在港的生存方式，是重視同鄉、同族的互助，亦主動學習英語，作為謀生的工具。各課本均提及中文受到歧視的問題，但事實是戰前社會並無此等看法。華人認為，在香港這個國際都會研習中文對生計無益。二十年代末香港大學設立中文學院，計劃將香港大學發展成一個國際性現代漢學研究中心，結果慘淡收場，每年收生只得數人。三十年代被迫取消了中文學院的建制，只保留原屬文學院的中文系。當局根本不用花分毫精力推行英語，在港華人也會遣送子弟入讀英語學校。

若否定了香港的殖民地身分，便等於否定香港曾脫離母體成為域外之地，便難以在歷史教學中引入華僑這個概念，便不能清楚說明華人身分和認同的變化。學生便難以明白，香港由「他鄉」變成「故鄉」的地位轉變、在港華人由「華僑」變成「香港人」、由被殖民者變成香港主人翁這一系列重要的歷史演進。

強調經濟發展和成就

第三，強調經濟發展和成就。殖民地政府的合法性和香港華人的身分認同中的一項重要元素，是香港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經濟成就。一般而言，各教科書均認為香港經歷了轉口港、工業化城市、國際金融中心這三個階段。各作者在這部分用功頗多，資料詳實，近至CEPA也寫了進去，只有一兩本對戰前部分處理較少。筆者認為，從史實上講，有兩處需要斟酌的地方。首先，各書一般暗示，香港成為國際城市的時間，是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即1980年代以後。然而，香港在十九世紀中葉由於航運業的發達，已經成為一國際城市，尤其是1869年蘇伊士運河啟用後，東西航線班輪途中多停泊香港。香港更由此時起成為環球旅行的一個熱門地點。1874年凡爾納的文學名著《八十日環遊世界》已經提及香港。所以，轉口港時期的香港，已是一著名的國際城市。
其次，各教科書採納了一個流行的觀點，即戰後的輕工業發展才算得上工業化。事實上，香港於戰前已是遠東地區的工業重鎮。以香港島為例，從灣仔向東伸延的廣泛地區遍佈工廠，太古船塢為當時亞洲最大者。三十年代香港的工業人口已超過商業人口，香港更是英國各殖民地中造船業最發達的一個。

中西文化方面論述籠統

第四，中西文化的共存與相互影響部分，內容籠統。

現今香港人的另一個身分認同元素，是香港的所謂中西文化匯聚。新課程也包括了這部分。在歷史課本處理「中、西方文化的共存與相互影響」，當然需要討論整個二十世紀。然而，沒有一本書能完整論述香港在該時期的文化演進，其內容籠統，且多集中於戰後甚至只是近十數年間的卡拉OK、電影之類。有一本在理據不足的情下將「愛國主義」說成是香港文化的一個傳統。整節內容，幾乎變成了「當前香港文化」。從「人們享受廣東酒樓的點心，也愛酒店裏西式的甜品」等陳述中，學生能否學到香港歷史上的各種文化史實和現象，實屬疑問。

上述四點，反映了一種後殖民主義的建構。

顛覆殖民論述的敘事模式

香港歷史複雜、特殊。1841年前香港在中國版圖內毫不起眼，此後一百五十年間香港出現了奇蹟般的經濟飛躍，1997年這種飛躍的重要基石———英國統治———告終，香港重歸既熟悉、又陌生的祖國懷抱。前港大校長、史學家王賡武在其主編的《香港史新編》說，「要求某一個人能公正地概括有關香港歷史的所有過程似不實際」，所以他才邀請了二十多位香港史專家共同編訂此書。

殖民地時代有關香港史的著述多由西人撰寫，著名者如GeoffreyRobley Sayer和GeorgeBeerEndacott等，均以港督為中心建構出英治期間香港的歷史。這種著述方法，在香港踏入過渡期後，面臨巨大挑戰。香港華人在政治、經濟、社會上的各種成就；香港會生金蛋的經濟神話；殖民地統治快將結束；各項因素，促使香港華人確立了自主地位，當中當然包括了對歷史上自身的成就加以追溯。所以，各種有關華人團體、中港關係、各區風物的歷史論述，從七○年代末起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藉此建構出一個屬於香港華人的港史觀念。內地學者更認為，以港督為中心建構香港的歷史體系是一種偏見。凡此種種，均符合後殖民主義論述的原則：顛覆殖民論述的事模式，推翻殖民地政府的權威，提升被殖民者 (即華人 )的歷史地位。

四本教科書的事模式，亦符合上述情。

其中一本書的作者明言，「香港的管治架構在往後一百五十多年，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但政府架構的演進卻成為新課程香港史的一條軸心。這看似矛盾，實質發揮了兩項重要作用：第一，塑造港督與其相關機構的專權，在討論中抽離具體歷史環境 (例如清政府也同樣是專制統治 )及利用當下已確立的民主自由概念，在讀者眼中造成統治不合理的印象；第二，突顯華人在歷次行政改革中的政治參與不斷擴大，借此建立香港華人逐步成為統治主體的「歷史潮流」。然而，作者們卻有意無意間迴避了這兩個現象的交合點：由於香港是英屬殖民地，華人晉身行政、立法局議員時，其身分並非華人，而是「英人」──已入籍英國的華裔；戰前很多華人口中所講的「祖家」，指的是英國，而非中國。

不能剝奪歷史的基石

華人在香港社會的參與不斷擴大，政治影響力不斷上升，這是史實，不容否定。香港的經濟成就，自十九世紀中葉已十分矚目，二十世紀伊始，已成世界第三大港。探索香港與內地的關係以及在亞太地區擔當的角色，讓學生樹立香港在中國及亞太的地位概念，亦是探索公民自身價值的重要一步。問題是，課文將華人置於主體的同時，卻將非華人對香港社會的貢獻幾予完全的否定。對於一個百年殖民地來說，這是不可思議的。這可能是出於課程的局限，沒有空間加以申述。但結果是，一般學生在學完這些內容後，會將香港當成一個從英國統治中解放出來的中國城市，而不知歐西人士在歷史上對香港所起的巨大作用。

各書在中西方文化部分，出現了最大的差異。論述籠統、忽略較早時期的發展，反映出香港人在後殖民主義的年代裏，除了「中西文化並存」這個口號外，對自身文化的認識欠缺系統。各書撰寫手法，與近期十分流行的集體回憶十分相似：一是以華人為主體，二是僅限於各作者對自己一代或加上之前一代的追溯，再早的便無能為力了。

香港新生代對歐西文化的認識，遠不及其前輩；在他們的回憶與知識中，找不到其保守節儉的華僑先祖與重視社交生活的歐西人士在百多年殖民統治時期文化共存及相互影響的影子，這反映出殖民地文化史的自然流失。

如果說，歐西舊著以港督為中心是一種偏見，那麼在教科書中否定香港歷史上的殖民地身分，則是更大的偏見。英國侵略中國，毋庸置疑，但在歷史討論中任意褫奪香港原有的殖民地身分，便屬不宜。後殖民主義的歷史事，本身意味重新制訂政治正確的標準。然而，連殖民地這個根也從歷史上挖走了，等於剝奪了一個歷史基石；不單華人，連非華人在港過去的身分與角色也難以評估。學生及以後的香港學者，會難以理解這個中國城市受外人統治的複雜事實。近代研究證實，香港歷史源遠流長；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歷史，只是曇花一現。香港政府應相信香港的教育工作者，在不失華人尊嚴的前提下，能客觀教授香港的殖民歷史，而不須硬性規定課本中不能使用「殖民地」一詞。(二之二)